盛世，是指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的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 通常表现为对内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对外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影响力大。
康乾盛世，是古代中央集权社会最后的“巅峰”。通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的努力，大清成为了当时世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
这一盛世都取得了哪些成就？盛世下又隐藏着怎样的危机？本期将为您揭开康乾盛世的“神秘面纱”。
康乾盛世下的苏州
经济指标，无疑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首要目标。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究竟发展到何种水平，可以从耕地、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产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据《清实录》载，雍正二年全国耕地已达8.9亿余亩，已远远超过明末崇祯时全国耕地总数6.7亿亩。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增至9.5亿亩，到了乾隆末年，已超过十亿亩。
人口迅速增长，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康熙六十一年，人口就已经突破一大关；至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突破了3亿大关，人均占地3.5亩、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如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仍有600斤之多。18世纪末，中国的粮食产量能养活 3亿人，仅这一成就，就是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的。
财政也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其财力雄厚更显示其经济繁荣的程度。顺治时期，财政收入一直入不敷出，根本无从积蓄。康熙年间，前中期呈增长态势，至晚年，由于钱粮亏空，库存银仅有800万两。雍正继承大统后，大力整顿，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就已增至5000万两。而乾隆时期，更是常年保持在8000万两上下。
国家财政充足，施惠于民，买行大规模蠲免钱粮。据《清圣祖实录》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 年），累计免去全国各地钱粮达一亿两白银。又自康熙 五十年为始，三年内轮免一周，“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零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
同时宣布，自是年后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期，先后四次蠲免全国钱粮，总额达上2亿两，堪称中国历代蠲免之最，可见大清财政之充盈、国家之富有。
此外，康乾盛世下中国的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其东北地区，北起外兴安岭以南，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北地区，西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其北部地区，北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南至南沙群岛。当时的中国，就已经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了。
英明的君主要想推行他们的“英明决策”，就必须有一个运行流畅的国家机器；皇帝的权威必须至高无上、不可动摇，且稳如泰山。因此，随着大清国各项指标都在稳步提升的同时，君权的绝对集中，也到达了顶峰。
康乾盛世
从康熙开始，就着手大力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
在中央，由于皇帝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初还保留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康熙设立南书房，实际上变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雍正时设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也是“跪受笔录”。
康熙
乾隆时期更是直接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 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明代内阁大学士依旧“位高权重”，大学士中的“首辅”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可能握有“实权”，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
此外，这三代帝王更是充分利用秘密访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秘密治理力求最大限度的加强社会控制。众人皆知的“文字狱”便是康乾盛世下最“丑陋”的一面。
乾隆
以下谨举两例：
雍正年间，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是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乾隆年间，翰林学士胡中藻曾有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 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 是何肺腑？”
结果胡中藻遂因“浊”字被杀，其师友也一并遭到牵连。以上案例在康乾年间数不胜数，又以乾隆时期最为“繁盛”。而这几位“明君”对民间的思想控制还不止于此。
雍正
尽管这一时期，有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成书；又有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优秀文学作品；1773年更是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一并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
但修书的最终目的仍是以粉饰太平、称赞帝王的文治武功，并消除民间的负面声音，结果致使大量书籍被焚毁，再加上“文字狱”泛滥，严重阻碍了文化发展和思想进步。在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变得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
在这种“沉寂”中，中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落后。“腐败问题”，是“盛世”下的另一大隐患。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就已相当严重。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高士奇等。当时民谣有言：“九天 供赋归东海(徐乾学) ，万国金珠献澹人 (高士奇) 。”康熙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 ,还大力表扬于成 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廉官，将他们树立为榜样。
但康熙渐渐发现即使是自己树立的典型也并不是真的“两袖清风”：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曾多次受贿；张伯行爱好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仅靠俸禄是不可能支撑起他的爱好的。
晚年的康熙对“反腐”已是力不从心 ,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 ,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 及家人胥役 ,何以为生？”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给了他们名正言顺搞腐败的由头。
康熙
相较于父亲康熙和继任者乾隆，雍正皇帝恰恰是反腐工作做的最好的那一位。尽管他只在位十三年，但他整饬吏治，耗羡归公，推行养廉，令当时的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后世甚至给出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评价。可惜在乾隆继位后，一改其父严厉冷峻的处事行为，大开“宽容放任”之风气。
尤其在乾隆晚期，即使贪污之风盛行，吏治废弛，乾隆皇帝依旧六度南巡 ，而“供亿之侈 ,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乾隆还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钱财。他规定：官员如有过失或失职行为，,可向皇帝交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免罪。
而交纳的银两就进到了皇帝私囊。这令我甚至有些怀疑，乾隆是借鉴了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做法：向世人兜售“赎罪券”，以免去灾祸，从而达到自己敛财的目的。
终乾隆一朝，整个官场都弥漫着贪赃枉法、惟利是图、阿谀奉迎的恶劣风气。各级官吏过着犬马声色、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
雍正和乾隆
盛世，从来都不是百姓的盛世。
康乾盛世对于上层社会生活来说是奢侈的，而底层的人民来说则是普遍贫困。当时的中国官员在衣食住行上极尽奢华，而百姓却是吃糠咽菜。所谓“乱世食观音土、盛世吃糠咽菜”，并不是说说而已。巨大的贫富差距、底层的贫穷、饥荒、弃婴和民变、兵祸等等，都存在于这看似“富丽堂皇”的盛世之下。
这一“盛世”在乾隆中期达到鼎盛之后，开始渐渐失去了蓬勃的朝气和恢宏的器宇，暮色四起。
康乾盛世下的百姓
公元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英政府本想通过此次出使，达到他们在商业交流、拓展市场方面的目的，可双方自始至终都未能通过谈判达成意见统一。因为，两个属于不同时代的帝国的擦肩而过，注定无法合作，更不可能引发剧变。
大清这艘破败不堪却又稳定的大船终将继续前行。中国最后一次“搭上时代列车”的机会，就这样被悄无声息的错过了。
仅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人再次来华。只是这次他们派来的，不再是彬彬有礼的使团和精美绝伦的礼物，而是枪炮与刀剑。
参考文献：
《康乾盛世的腐败与反腐败》霍玉敏
《论康乾盛世》周武
《清“康乾盛世”之文字狱》张小兰
《再论“康乾盛世”》李治亭
《康乾盛世与奢靡之风》李景屏
《清实录》——清圣祖实录
《清史稿》赵尔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