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坐了那么多年牢，受了这么多苦……好好颐养天年吧，不要再写那些容易触雷的文字，不要再遭受各种打击了……”
女文青望着面前的老汉——头发花白、满面沧桑、额头纹和法令纹深深地雕刻在面部，而且妻离子散、一贫如洗，此刻刚刚出狱但无处安身——既怜悯，又为他的遭遇而心痛。
中年丧夫，随后，惨遭多年冤狱；
九死一生熬到改革开放，昔日的红颜才女，已成为身患多种慢性病的老妪；
刚刚重获自由，便遭遇晴天霹雳：得知独生女的死讯，而且是“非正常死亡”；
晚年飘零于异国，独居终老，留下了一部堪称不朽的苦难回忆录……
“年逾七旬的她，开着一辆白色私家车，穿着一身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足登尖头皮鞋，很有昔日上海女郎的风采……”
“书桌前总是插着鲜花，屋子里生机盎然。待人温和，平易近人，没有一丝戾气。”
前来采访的记者，对此描述晚年的她。
这位饱经忧患，却始终充满大爱的奇女子，就是《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
1、名门才女
1915年，郑念出生在北京，本名姚念媛。
“郑念”是她晚年，为了纪念先她而去的丈夫郑康琪和女儿郑梅萍，所取的笔名。
祖父姚晋圻，是清末民初大儒，病逝后，当时的总统黎元洪褒奖其“学术精通，道德纯备”，要求国史馆为之立传，作为长久的楷模；
其父姚秋武，早年曾留学日本。业成归国后，民国已经建立。他长期在海军部任职，官至少将。
郑念的家庭，是非常开明的名门望族，女孩读书、深造，受到家长的鼓励和支持。
中学时期，郑念是当之无愧的校花，曾四度成为《北洋画报》的封面人物。
相比之下，即使早年的赵四小姐（赵一荻），荣登《北洋画报》封面，也只有一次。
她考上了当时的顶级学府，燕京大学，然后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在伦敦留学期间，她和中国学生郑康琪互生情愫。
毕业后，两个人回国结婚，郑康琪担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外交官。
之后的七年，郑念和丈夫在澳洲度过，这是她一生最为幸福的时光。
她有了一个女儿，取名郑梅萍。
1949年，郑念全家一起回到新中国。
她自信，凭借自己和丈夫的一身本事，能够为百废待兴的祖国做些什么……
郑念被上海的石油公司，聘为总经理顾问。
当时的中国，备受西方各国的封锁。
这期间，郑念凭借英语特长和人脉关系，为国家争取了很多价格公道的石油订单。
郑念夫妇目睹了“镇反”、“反右”等运动，也曾多次考虑，要不要找个由头离开大陆，举家移居到其他地方。
但女儿强烈反对，加上丈夫郑康琪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郑念放弃了各种出国的机会，一直留在上海。
1957年，郑康琪病逝，年仅47岁。那一年，郑念42岁。
此后，郑念一边奔忙于工作，一边独自把女儿郑梅萍抚养大。
郑梅萍从校园毕业后，成为一名演员。
就在郑念刚刚为“尽到了母亲的责任”而宽慰之时，1966年到来了，此后的十年，是郑念一生的至暗时刻……
2、生死奇冤
文革一开始，郑念就成为各派红卫兵“重点关注”的对象。
红卫兵一次次闯进郑念的家，对她进行“审讯”，从她的涉外工作，到她早年的留学经历，都成了莫须有的罪状。
郑念家里有佣人，这也成为“资本主义”的象征。
“我把存款从银行里取出来，分给佣人们，请他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佣人们坚决不肯弃我而去，执意要求与我一起患难与共，但我不能让他们因我而受牵连。”
多年以后，劫后余生的郑念，如此写道。
佣人遣散了，家里被红卫兵反复查抄，但即使如此，郑念依然充满大爱。
有个上中学的红卫兵，在抄家时，偷了郑念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瓷器，却被其他某个红卫兵发现了。
这个偷了东西的红卫兵，深感恐惧。
须知，红卫兵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很多，偷到好东西，会遭到其他人的嫉妒，进而很可能沦为被“专政”对象。
然而，郑念宽恕了她，不但没有揭发她，还帮着她不动声色得把偷盗的赃物，放回非常显眼的地方，让其他红卫兵看到，从而为这个十几岁的女小将洗清嫌疑。
然后，郑念眼看着自己的这件珍贵文物，被其他众多红卫兵骂骂咧咧地拉走、摔碎……
很多次，郑念恳求红小将们：
“这些都是古代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虽然之前几十年，一直放在我家，但对我来说，也并非私有之物，也只是暂时代为保管。你们拿走以后，谁有能力保管，就把它们保管好吧，摔碎太可惜了……”
这些话，让红小将们听了，简直无法理解。而郑念的这些言行，也印发了上海“高层”的格外关注。
郑念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没有法院宣判，就一直关押着不放。
这场冤狱，长达近七年之久！
这期间，郑念的爱女郑梅萍，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牛棚”。
所谓“牛棚”，就是将众多被戴上“牛鬼蛇神”帽子的知识分子，集中关押的地方。
在狱中，郑念多次挨过看守的打骂，被游街、羞辱，也曾患过重病，濒临死亡。
即使在重病期间，她也挣扎着下床，做自编的健身操。渐渐地，她恢复过来。
就这样，苦苦煎熬了七年，“文革”终于结束了，郑念被无罪释放。
众多和她一起走出牢门的囚犯，大都佝偻着背，有人喜极而泣，有人神情呆滞。而郑念挺直腰杆，神情淡定，在这群人中，仿佛鹤立鸡群。
但郑念很快就险些崩溃——刚刚出狱，便得知女儿的死讯，据说是自杀。
郑念悲痛欲绝，但她并未被击垮。此后几年，她通过各种方式，调查女儿在文革期间的蛛丝马迹，终于确定，女儿是被人活活殴打致死的！
打死她女儿的人，是个名叫胡永年的男人。
郑念收集了充分的证据，起诉胡永年，将他送上了法院被告席。
胡永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然而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胡永年刑满出狱，满堂儿孙都来接他回家；而此时的郑念，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孑然一身……
3、飘零终老
“重获自由之后，我上街不管走到哪里，看到年轻女孩子——黑头发，老远的，遥望到背影——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这是不是我的女儿啊？”
“可现实立即残酷地击碎了我的幻想，一个声音在我耳边不停响起：我的孩子已经死了！我的孩子已经死了……”
她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字字含泪。
改革开放后，郑念远离故乡上海，定居美国。
她说：“我再也受不了睹物思人的心痛，希望换个地方，安静地度过余生。”
65岁的她，来到美国，临走前把家里剩下的文物瓷器，都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到达美国后，她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异乡独立生活。
她用纯正的英文，记录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和各种惨痛的见闻。
这部回忆录，是郑念毕生血泪的凝结，也是一个荒诞时代的苦难见证。
其标题，叫做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本通常翻译为《上海生死劫》。
她用了“郑念”的笔名，把丈夫和女儿的姓氏，和自己名字中的“念”字，结合在一起，也表达了对逝者的怀念。
书中的很多细节，多年以后，也令人读之怵目惊心。
例如，她在牢房里被逼供，手铐紧紧勒在肉里，纤细的手腕血肉模糊，甚至双手都气血不通，几乎残废；
但她依然决心与重重不公，进行抗争。
郑念在狱中，唯一可以读的书就是《毛选》。于是，郑念整日读这些书，对《毛选》的熟悉，超过了审讯她的人。
在被审讯时，郑念故意用《毛选》中的话语和逻辑，来调侃审讯她的人，或者，以此为其他人辩护。
这期间，在种种高压下，连她的一些亲友，也顶不住压力，添油加醋地罗智她的罪状。
监狱里，有好心的难友，也劝她服软认罪，少受些苦。但郑念坚持自己的清白、
审讯她的人，也对此毫无办法，只有一直关押着她，迟迟不放。
入狱前，郑念体重100斤，身体健康；而此刻，她还不到70斤，形销骨立。
但毕竟，郑念依然活着，而且在风烛残年，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内心深处的这些创伤经历，将其如实写下来，将这些苦难的记忆留给后人，作为长鸣的警钟……
她成为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
80多岁时，郑念多次精神抖擞地穿梭于各大高校做演讲，和学生们一起谈论东西方历史，鼓励海外游子努力学习。
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萍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让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习减轻一些负担。
梅萍，是她女儿的名字。她以女儿的名义，发热发光……
饱经忧患的郑念，始终保持着对人间的大爱，正如她自己所说：
“人间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2009年7月，94岁的郑念在家中洗澡时，不慎烫伤，造成细菌感染。
这一年的11月，郑念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家医院里，医治无效病逝。
郑念出版的唯一长篇作品，回忆录《上海生死劫》，在两岸三地均有多种版本，长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