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的今天，钱学森冲破美国人的重重阻挠，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当时美国人呐喊：一个钱学森可以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
今天看，岂止！！！
钱学森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攻克欧美国家的“卡脖子”技术，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钱学森在国内的这些地位和成就都是较为人们所熟知的，实际上，钱老的贡献远不止如此，钱学森曾经告诉自己的孙子：“要说爷爷过去从事的导弹航天事业叫做伟大，那么21世纪的爷爷将更伟大。”
钱学森晚年，他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研究关乎国计民生的很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在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的研究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这包括但不限于他的系统工程理论、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现代技术科学思想等等。而这些更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
本文重点说一说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因为我曾经也与这个领域沾点边。
1957 年钱学森在《科学通报》发表了《论技术科学》一文，文中指出：“要使工程技术活动克服经验的局限，建立有科学基础的工程理论，就需要进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综合，建立一个新的知识部门：技术科学。”
我的研究生导师刘则渊教授，根据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和司托克斯的巴斯德象限模型，曾重新绘制了科学技术象限图，明确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者之间关系，以及技术科学在创新系统的功能和相互作用。
现在，我国工程科技能力已位于世界前列，在道路桥梁、海上钻井平台、高铁等工程领域具有了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工程机械领域，如盾构机、压路机、起重机等工程装备制造和生产上也涌现出一批重点技术和产品。但不能回避的是，在核心零部件、高端材料等领域“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
美国围剿华为，其中最狠的就是将“芯片”断货，而这个不是基础科学问题，而是技术科学问题——我们缺少先进的光刻机。这个问题解决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要建立新型联合攻关机制才有可能获得突破。
钱学森早就看到这深层次问题，所以他老人家一直倡导和推动技术科学的研究。
我的母校——大连理工大学，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位于全国同行前列，并形成特色鲜明的技术哲学方向。我的恩师刘则渊教授，是国内最早倡导和开展技术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就技术科学及科学学进行过深度交流。
说起来，我的母校和钱学森先生很有缘分。
我们的老校长钱令希教授，是钱学森的族亲，两人都是著名的力学大师。中国力学学会的第一届理事长是钱学森，而第二届理事长是由钱令希担任。钱令希教授曾写过《钱学森与计算力学》一文，详细地讲述了计算力学在我国的开创过程，以及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对我国力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我上个世纪90年代的毕业论文《系统思维方式——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实际上也属于技术哲学，里面涉及到钱学森先生的工程控制论及系统科学的方法论。
我论文中的插图，那时还没有“思维导图”概念
要打破老美为首的西方势力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中国的“卡脖子”，我们要站在战略层面，在知识、人才、政策三个维度进行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基础研究的源头作用和技术科学的桥梁中介作用，打破创新的“篱笆墙”，连通创新的“孤岛”，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