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由谁提出的(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由谁提出的?)

方志鼻祖、蜀史巨擘。

——舒大刚(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千百年来,成都既传承着灿烂辉煌、弦歌不辍的巴蜀文脉,又书写出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其中,东晋史学家常璩撰写的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影响至今。

常璩(约公元291年~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出身“文献故家”,得其叔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成汉时期曾任散骑常侍。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灭成汉。常璩入晋后,专注于修史,撰有《华阳国志》《蜀李书》等。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载了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记述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

常璩《华阳国志》为何不以“巴蜀”命名?

在四川省图书馆560万册的巨量储存中,堪称镇馆之宝之一的就有《华阳国志》。这部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实的史书,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堪称地方志“鼻祖”。《华阳国志》被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为“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它的作者,就是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的常璩,被誉为“中国地方志始祖”。

常璩出生于文化世家,受家族影响,他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便以广博才学名闻蜀中。长大之后,常璩顺利进入成汉政权,先被拜为史官,后升为散骑常侍,参与决策,掌理文书,传达诏令。也是在这个时期,常璩利用工作之便,阅读了大量政府史馆书籍,并储备下大量的史料信息,为著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成汉末期,东晋大将桓温率兵伐蜀,常璩从国家统一、百姓安康的角度出发,力劝成汉皇帝李势投降。“在流民四散的乱世背景下,常璩既是巴蜀地区以诗书传家、文化传家的典型代表,常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人,又能够顾大体,识大局,对时局采取正确的判断。”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说。

东晋统一巴蜀后,常璩随桓温到建康(今南京),入秘阁,掌著作。在建康,常璩用平生所学,花六年时间,在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48年~354年)期间,撰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的写作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促成的。”舒大刚表示,从客观上来讲,巴蜀地区是重要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区域,巴蜀历史具有记录、保存、传承的必要,而在中原地区的正史中对其记载却仅有寥寥片语,因此,巴蜀的一些有识之士自发地补写巴蜀史。自东汉以来,巴蜀地区便产生了记录乡贤的文化风气。从主观上来看,常氏家族具有重视历史的家族传统,像常宽就写有《蜀后志》及《后贤传》;另一方面,常璩进入东晋政权之后,不甚被重视,于是,他埋下头来专心著史。历时六年,最终完成了十二卷的《华阳国志》,这也体现了巴蜀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吾邦”的气魄。

“此外,其书以‘华阳’而非‘巴蜀’命名,也是有一定考究的。”舒大刚表示,华山以南为华阳,是大统状态下的九州之一,是中国大历史背景之下的巴蜀文化,这也体现了常璩的广博见识和家国情怀。

上起远古、下迄晋室 《华阳国志》堪称“方志鼻祖”

常璩,出生和成长都在成都崇州市,如果你到了崇州市不妨到常璩广场、华阳国志馆走走,寻找常璩的生活轨迹。在常璩广场上,有一尊常璩铜像,他一手握笔,一手握《华阳国志》,蹙额凝思,严肃中略带几分自信的微笑,面露秉笔直书的神情。如果你走进华阳国志馆,还能看到《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古蜀风流人物、史志典故、民风民俗、自然山川等内涵丰富的内容。

很多人崇敬常璩,一部分也是被他刻苦求学的精神所打动。据了解,常璩自小受家族影响,特别是受其叔父常宽的影响,遍读家族藏书。在求学道路上也非常勤奋刻苦。适逢战乱,无书可读,他便在废墟中找书读,并且深入山间向川内名士范长生学习,深受范长生赏识,倾囊相授,并推荐他入成汉政权做史官,这也为常璩写《华阳国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地方文献记载古已有之,而《华阳国志》这部书具有超时代性、超地域性。常璩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华阳国志》综合继承了西汉以来八家“蜀纪”、历朝“正史”以及其他地方文献,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今属陕西)、南到南中(今属云南)、东到湘西鄂西、西际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迄晋室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时称“蜀史”,被誉为“地域渊薮”“巴蜀良史”。常璩秉持“达道义,彰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五大书写原则,融地理、历史、人文、科技、信仰、哲学记载于一炉,通过《华阳国志》一书,让中原人士重新认知了巴蜀文明,并彰显了“蜀有学,先于中原”的蜀学渊源。

该书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

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曾琦 编辑 李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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