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
树有根，水有源。木有本而根深叶茂，水有源而源远流长。追根溯源，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的天性。600年前的大移民，让当今众多山东人有了一个共同的“根”——山西洪洞大槐树。如今，“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已遍布山东109个县市区，几乎覆盖了全省，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明代大移民中究竟有多少人、多少姓氏家族迁居山东。
究竟有多少山西人迁居山东
“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等史籍以及民间史料的记载，从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共组织大规模移民18次，总人数达数百万。其中，迁居山东的大约有50万。”洪洞县大槐树祭祖园管理所副所长刘中平对记者说。
多年来，在山东民间一直盛传“多数山东人的祖先都来自山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后裔的数量之多以及分布之广，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明代大移民究竟有多少人、多少姓氏家族迁居山东。
“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等史籍以及民间史料的记载，从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共组织大规模移民18次，总人数达数百万。其中，迁居山东的大约有50万。”洪洞县大槐树祭祖园管理所副所长刘中平对记者说。
据刘中平介绍，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既有官方组织的，也有自发迁徙的。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
明代大槐树迁民也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只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从现在来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以及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除了雁北地区，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省的中南部。
“也就是说，当年的山西移民基本属于以上这些地区。”刘中平对记者说。
关于迁居山东的总人数，因没有正式的史料记载，刘中平只能通过史籍的记载来推算。
“《明太祖实录》中只记载了两次向山东直接移民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户均人口数量以及迁居地区的情况，这两次移民的总数大约在10万至15万左右。此外，加上通过枣强县中转站的移民以及其他形式的移民（军屯、商屯、罪犯发配、自发性迁徙等），估计总人数大约50万，近万个家庭，约800个姓氏。”
“当时，全国总人口仅四千多万，山东人口三百多万，而山西移民大约为当时山东总人口的20%。”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教授对记者说。
“现代山东人普遍相传‘多数来自山西’的原因，首先是众多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容易引起共鸣，其次是源于移民后裔的广泛分布。”
除了张、王、李、刘、赵、陈、孙、杨、吴等大姓家族外，还有许多罕见姓氏在明代大移民中迁居山东，如根氏、汲氏、祖氏、蘧氏、国氏、应氏、保氏、别氏、都氏、营氏、鄢氏、宣氏、光氏、司氏、仪氏、果氏、劳氏、这氏、海氏、只氏、森氏、句氏、富氏、禹氏、郗氏、和氏、茹氏、霭氏、槐氏、骈氏、练氏、养氏、莘氏、胥氏、巨氏、亢氏、璩氏、侣氏、居氏、鱼氏、信氏、缴氏、生氏、兀氏、俱氏、官氏、建氏、村氏、加氏、钮氏等等。
因明朝移民条律中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曾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条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从而导致部分家族分成多个姓氏。
在鲁西北一带，曾流传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后世牛氏相见，就会问：“打锅不打锅？”若“打锅”即为本家，若“不打锅”则为旁支牛氏。
而微山县留庄镇前塘子村的徐先生向记者表示，“我的祖先也是明洪武年间由山西迁来，村子就是那时候建立的，至今已有二十五世。现在全村都是徐氏一族，敬关公，以铁锅为记。据家谱记载，山东省有三成徐姓属于这一支分出去的。”
因明朝移民条律中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曾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条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从而导致部分家族分成多个姓氏。例如一些地区的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等，都是异姓同宗。
朱亚非教授认为，当时明官府规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主要是为了打破多年形成的家族势力，以利于民族融合以及移民区的稳定、均衡。“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应该不可能考虑到优化遗传基因的因素。”
曹县刘庄《魏刘氏合谱》中记载说，“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迁民招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始祖兄弟二个，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
而不愿改姓的只能分居异地，如广饶县陈官乡古氏与昌乐县朱刘镇东南庄古氏、寿光城南田马乡院上村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为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对于一些大的姓氏，同姓不同族的情况也非常多见。
商河县韩庙村的王新强给记者打来电话，“天下王氏有很多宗族，而我们韩庙王氏被称为‘杀驴王’。相传当年移民时，韩庙王氏的祖先有三兄弟，在依依不舍中把家中惟一的一头驴杀了，相约把各自的后代都称为‘杀驴王’，以免与其他宗族混淆。”
曹县庄寨镇虎头王村王红梅来电说，“我们虎头村王氏都是山西洪洞县移民后裔，至今已形成1万多人的大家族。据族谱记载，移民时我们的祖先带着老虎来到这里落户，因此取名‘虎头王’。”
济阳县崔寨镇封刘贾村主要由封氏、刘氏和贾氏三大家族构成，均是明代由枣强县迁来。其中，封刘贾村的刘氏一族被称为“黑槐刘”，得名于村里的一棵老槐树。据封刘贾村的贾先生介绍，村里那棵老槐树已有数百年历史，被村民称为“神树”。人们都非常爱护这棵老槐树，有时被风刮段一截树枝，即使在几里地以外，被人拾到后也会送回村里。
而薛姓原本发源于山东境内，为古薛国（今枣庄市的滕州、薛城一带）的后裔，后来沿黄河向西迁徙，明代大移民时又迁居到山东、河南、江苏、陕西等地，分化为多个宗族。
同时，山西移民对山东的民俗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今，山东许多村庄的命名仍然能反映出当时的大移民背景。
因明代大移民采取了军屯、商屯、民屯等方式。所谓军屯，即每个士兵授田50亩，在边防地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在内地则二分守城，八分屯种，由卫队长官管理。商屯，即通过盐商招募居民到边地开垦荒地，以生产之谷物向政府换取盐引（买卖凭证）。而其屯种地区也多以屯或营来命名，如郓城、巨野、莘县、齐河等地的丁官屯、随官屯、李屯、张营、胡官屯等等。
清明时节吃冷食、蒸“面燕”（一种面食，又名“子推燕”，本是山西人纪念春秋时被焚于绵山的山西人介子推的习俗）、插柳条等习俗，原本是山西的民间风俗，随着移民迁居山东，这些习俗便也流传山东。
寻根祭祖应理性对待
针对悄悄兴起的“寻根热”,有关专家认为，寻根祭祖既可构筑一座开放型的思想殿堂, 但寻根祭祖不能像某些农村那样, 借大修家谱去扩张宗族势力, 去重筑带有封建釉彩的狭隘的围墙。
在大槐树祭祖园档案室，保存有200多部家谱、族谱，其中由山东人捐赠的仅有4部
据洪洞县大槐树祭祖园的统计，当年迁往山东的移民，目前已遍布山东省17个地市的109个县、市、区。
莘县 东阿 聊城 冠县 平阴 阳谷 茌平 临清 夏津 高唐 平原 武城 德州 陵县 宁津 乐陵 临邑 商河 惠民 济阳 高青 桓台 邹平 章丘 齐河 禹城 长青 济南 东明 菏泽
鄄城 郓城 巨野 定陶 曹县 单县 成武 金乡 嘉祥 梁山 东平 汶上 肥城 宁阳 兖州 曲阜 济宁 鱼台 枣庄 微山 滕州 邹城 泗水 平邑 新泰 莱芜 泰安 苍山 郯城 临沭
临沂 费县 莒南 日照 莒县 蒙阴 沂南 五莲 沂水 诸城 安丘 沂源 临朐 昌乐 青州 寿光 昌邑 潍坊 淄博 胶南 胶州 青岛 即墨 高密 平度 莱西 莱阳 莱州 招远 栖霞
龙口 蓬莱 烟台 牟平 威海 文登 荣成 乳山 海阳 无棣 庆云 阳信 沾化 利津 滨州 东营 博兴 广饶 垦利
这已经是第三代大槐树了，第一代大槐树已经没有了
这是望亲亭
明移民简述既“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
1、明朝移民情况。明朝首次移民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移民主要迁往苏、松、嘉、湖、杭五郡，无田之民则迁往凤阳屯垦。此后，至永乐两朝50余年的时间共计大小移民50余次。
2、山西移民情况。明洪武、永乐年间山西共设5府、3直隶州、16散州、79县。期间山西外迁移民主要涉及当时的太原、汾州、平阳三府，辽、沁、泽、潞安四州，共计58县。
3、“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情况。明初山西洪洞县属平阳府管辖共28县。洪洞地处山西中、南部交界，交通便利，易于疏散，经济发达，可解决移民食宿。
大槐树在洪洞城北广济寺院内，寺内设有明朝官设驿站，常驻朝廷驿官，负责办理朝廷移民事务。有史可考明初从此登记外迁的移民共有18次，其中洪武期间10次，永乐期间8次。移民外迁省分涉及现在的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移民总数大约有80—100万人。其中明确记载向山东移民的只有2次，即：一次是《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徒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广之地”。另一次是《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据可查史料统计推算，明初从山西迁来山东的移民总数在10—15万人之间，除此之外还应有自发而来的移民，但人数不会太多。明初自山西迁来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鲁西北，这也符合该地区当时属于战乱和黄泛区集中地的历史事实。但从山东人都普遍认可自己是从“山西洪洞”迁来的情况看，明初山西洪洞移民几乎遍及山东全境。至于今天山西移民在山东分布如此广泛，应与洪洞移民迁来山东后的再次迁移有关。造成再次迁移的原因有三：一是外来者与土著者的冲突，为避免伤害再次迁移；二是黄河的多次泛滥，为逃避灾难再次迁移；三是明初移民政策中有“同姓同宗不能迁一地”的条令，而使原本同姓同宗的族人迁来后分居各地，日后安居同宗因寻亲访戚再次迁移。从这些历史资料看，宁阳人不属于山西原移民范围，应是再次迁移而来的。明初，山西移民离宁阳最近的地点是鲁南的济宁、鲁西南的菏泽和鲁西的聊城。有兴趣的可到这些地方寻一下山西的老“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