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张一川）山丘隔离了县城，林木遮蔽了小镇喧闹，浙江省金华市的武义县杨家医院隐藏在一片绿色之中。
杨家医院曾是中国最大萤石生产经营企业东风萤石公司的职工医院，以救治接触粉尘而患有尘肺病的矿工为主，同时也能进行一些基础疾病的治疗。2000年，曾经风光的东风萤石公司破产，杨家医院也从职工医院转为了民营医院，自负盈亏。失去资金投入和主要病源的医院逐渐难以维系，各个科室一个接一个关门落锁，积满灰尘。
照顾公司留下的尘肺病矿工的生命末段时光，成了杨家医院最后的使命。有人去世离去，有人病情加重进来，更多的人只是平静地“生活”在医院里，时间以“年”为计量单位。有的病人不快：“医院不像医院，农村不像农村。”也有病人和医生一起感叹：“这个医院是特色医院，独一无二，中国再找不出第二家。”
杨家医院的办公楼掩映在山林中。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矿工的“石肺”
穿过茭道镇政府门前繁忙的330国道，不到300米，水泥道路就走到尽头。转向南边的碎石土路，再走上400米的缓坡，一栋斜屋顶二层砖楼出现在林木中，挂着“武义县杨家医院”和“浙江省冶金有色职工尘肺防治中心”的牌子，左边是两栋废弃的红砖结构“员工宿舍”。这条碎石土路还将向西南延伸2.5公里左右，越过一座小山丘，遇见一路通向温州的高铁铁路后，汇入武义县盆地中。
10月末尾，东南地区的天依旧亮得很早。早上6点刚过，77岁的李四妹去食堂取回了放在那里的两个暖壶。这里唯一一个热水器下午稍晚就不工作了，只能第二天清晨再来接热水。
李四妹在病房中，经常卧床不起的是她的丈夫涂关新。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暖壶拎回房间，丈夫涂关新还在趴着睡觉。二期尘肺病让这个86岁的老人只有采用这种睡姿才能呼吸稍顺畅一些。床头边有两个蓝色的氧气罐，连接着绿色吸氧管，随时准备套在呼吸困难的涂关新的鼻端。
床头的另一边是一个摆满药品的床头柜，和一个比床头柜稍高的小冰箱。冰箱里有菜场买来的肉，床下则有很多小番薯，收获自窗外的一片菜地。冰箱对面角落的柜子里放着米、油、盐，柜面上有一碗只吃了几口的面条。
这是杨家医院的104病房，李四妹和涂关新生活了4年的地方。
医院不大，住院部四栋楼只剩3栋二层小楼还在使用，中间一栋用于医生护士值班、吸氧和体检等医疗用途，前后两栋则是住院的病房，一共32间。3栋住院楼房间号是连续的，奇数为一层，偶数为二层。住院部周围除了水泥路面，都被病人、家属和医院职工种的菜地包围环绕。
护士值班室的护理系统上，只剩36名住院病人在册。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104病房就在北边那栋“病区3”的一层中间。涂关新和他所有的病友，都是尘肺病中的矽肺病人。
在当地方言中，“矽肺”听起来就像“石肺”。
五六十年前，他们在国有企业浙江东风萤石公司的矿洞中，钻眼、爆破、挖石、运输。二氧化硅粉尘弥漫巷道，只需5分钟，矿灯就只能见到模糊的光晕，白灰堵满了矿工五官的每一个孔洞，随着矿工的一呼一吸，在支气管、肺泡和毛细血管渗入并沉积。
丈夫何时查出患有尘肺病，李四妹已经记不太清了，她甚至都记不太清丈夫在矿上工作了几年。而躺在病床上的涂关新则少有言语。
住在第一栋住院楼一层508病房的孙舍荣虽然记不太清自己在医院待了十几年或二十年，但能准确地说出进入公司的时间：1958年7月1日。他也准确地记得，三年零三个月后，因为“种地的人不够了”，国家号召一部分工人回去种地，经过多次申请，他“下放”回了农村。
1968年，在家务农的孙舍荣接到原单位通知，回来检查身体。通过X光成像，杨家医院的医生诊断，仅三年零三个月的矿工生活已经让孙舍荣患上了尘肺病。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回到家乡后他干不了重活，只能做点放牛的工作，而5个小孩都主要靠妻子在田里的劳作来养活。
和李四妹、涂关新住在同一层101病房的王祖贻也是差不多时候得知单位在检查尘肺病。那时在矿上工作过三四年的他，已经应征入伍，在云南成为一名铁道兵。又过了五六年，王祖贻在部队中收到工友的一封信，提到其他工友查出尘肺病的事情，并建议他也检查检查身体。
不过当时王祖贻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并且以前在部队医院的体检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1968年退伍转业又回到东风萤石公司时，在杨家医院做体检，显示他已经有了尘肺病早期症状，诊断为“0到1期矽肺”。
当年同一批进入矿上的工友，很多都因为自己刚诊断出来的这个病早早去世，王祖贻也曾担心害怕。但在秘书科、供销科几年工作下来，似乎没有非常大的影响，这种担心和害怕也就不再经常徘徊脑中。后来一年一度的体检显示，他的尘肺病逐渐发展到了一期、二期。王祖贻决定在1974年离开公司，回到家乡。
因尘肺病引发的气胸，王祖贻在2013年接连做了4场手术，切掉了部分肺组织，之后便住进了杨家医院。
就像现在83岁的他、85岁的孙舍荣，还有许多80多岁的病友所说的，他们生活时的痛苦反而是种“幸运”。因为更多的工友在离开人世时，还不到他们现在一半的年纪。
专治尘肺病的职工医院
上午8点不到，46名新面孔乘着一辆大巴车出现在杨家医院。他们来自于武义县的一家工厂，来到这个兼具“职工尘肺防治中心”功能的杨家医院，做职业健康检查。
杨家医院的院长傅江华和副院长李金川作为医院仅剩的六七名医生中的两位，也要亲自上阵，为这些年轻人做最为简单的体检项目。
现在住院部第四栋病房已经废弃。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而在李金川中专毕业分配到杨家医院的1967年，却是另一副光景——那一年，和他一起分配过来的医生护士就有30多人，作为东风萤石公司职工医院的杨家医院刚建立不久，正是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
根据浙江省尘肺防治协作组专家、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张琪凤上世纪80年代初所做的调查，东风萤石公司这个被张琪凤称为井下矿工规模700人左右的“中小型矿企”，在1963年已经累计发现了141名尘肺病患者。
而这只是开始。
随后的二十多年间，一卡车一卡车的矿工被运到杨家医院检查，800多人陆续被诊断患有尘肺（矽肺）病，最高峰时，一年能检测出一两百名病人。
1986年和1988年，在原冶金工业部安全环保研究院主办的《工业安全与防尘》杂志上，东风萤石公司两次发表论文，记录的数据虽然有细微的出入，但累计发现的矽肺病患者都在850人以上，因矽肺病及并发症死亡的矿工在220人以上。
“那时候每年都死几十个人啊，都是三四十岁的。”李金川说。
注意到矿工尘肺病问题的东风萤石公司，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把位于杨家的卫生所、保健站改造成公司的职工医院，以收治尘肺病矿工为主。
当时分配过来的医生、护士得先到矿井的医务室“锻炼”一段时间。在那里，李金川第一次见到在教科书上学过的“矽肺病”。而在杨家医院，住院部120多张病床上痛苦求生的矿工，让他觉得很“震惊”：“那么年轻啊，就不能工作了……时而气胸，时而咳血，很可怜的。”
之后50多年的工作经历，慢慢让这个当年19岁的年轻医生明白，尘肺病并不仅仅是让年轻人“无法工作”这么简单，“越年轻，病情恶化越快。”现在年逾70岁的李金川说。上述两篇论文记录，1964年至1968年间，东风萤石公司的矽肺病人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9岁。
尽管早在1956年国务院就曾发文要求厂、矿企业注意矽尘的危害，但东风萤石公司曾在论文中承认，一直以来对此并不是十分重视。而在一些病人和医生看来，那时冒进的工作作风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王祖贻和其他好几位病人至今还记得每天两班倒、每班工作12个小时的那段日子。
就在杨家医院建立的同时，东风萤石公司也着手改进矿井的通风、防尘措施，先是采用湿式凿岩替代之前的干式凿岩，之后逐步引进综合性的通风防尘措施。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矿工的工作环境。李金川印象中杨家医院诊断出的最后一名东风萤石公司的尘肺病人，“好像姓夏，1966年左右来矿上工作的。”
上述两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论文记录，1965年之后进入公司工作的矿工，检测出尘肺病的人数不超过一手之数。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院长傅江华说，通过东风萤石公司几十年累积的防尘经验，以及在此期间救治尘肺病人的医疗记录，杨家医院和其他科研机构得出一个结论：“尘肺病是可以预防的。”
学者和东风萤石公司估计，考虑到尘肺病人的救治、丧葬、抚恤以及他们不能工作而造成的间接损失，每1元在防尘上的投入，可以带来20倍以上的收益。而在可计算的经济效益之外，张琪凤在论文中指出，更重要的是矿工生命延长对于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这种社会效益是“不能用金钱数字所能表达的”。
在医院“生活”
中间住院楼一层的308房间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住在二层的病人。他们掏出口袋里的吸氧管，或是在抽屉里翻出自己之前留下的，接在氧气罐上。阀门拧开、氧气管套上，病人们坐在氧气罐前的长条板凳上，间或交谈。搬运氧气罐的工作是医院清洁工兼职，只能为一层的病房更换。病情相对轻微的病人于是就住在二层。像是约定过一样，每天上午8点到9点，二层病人及一些没有住在医院的病人就在这个308里“聚众吸氧”。
病人们在308房间吸氧，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集体社交时刻。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没过多久，护士来到房间，开始今天的第一次查房。
“今天身体怎么样？”“缺什么药吗？”
现在登记在册的36名住院病人病情都比较稳定，或者说若非如此，很难从上世纪60年代一路走到现在。这也让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变得比较轻松。当天值班的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带上红外测温仪，不到10分钟就能巡查完三十多间病房。
没有什么工作要做的时候，护士陈惠英就会去照料一下离住院部50多米远的菜地。
她种的地在曾经是员工宿舍的山坡下，小小的一块，给自家添点蔬菜食用。员工宿舍前的水泥地面已经破裂，或者是被人挖去了，变成了一片翻耕过但无人种植的田地。距离陈惠英的小菜地10米远的地方，一片建筑地基被埋上土种上菜，陈惠英不知道当年这里是准备建什么，又为何没建起来。
一片建筑地基被改成了菜地，远处是已经废弃的员工宿舍。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住院部四周能够耕种的土地，都被开垦成了菜园，劳作的大多是陪护患有尘肺病丈夫的妻子们。
李四妹的菜地“继承”自一位病友的妻子。李四妹说，因为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病友去世后，菜地便留给了她。地里结出的小番薯，李四妹也会送一点儿给上一任菜地主人。
“食物”是她在医院时户外活动的主要课题。种菜、买菜、做菜，像在家里过日子，但又让她觉得单调，“他是好过了，我是不舒服了，都没事做了。”
有时她也串门聊聊天，但这种情况在病友之间并不多见；偶尔家乡人会邀请她回去参加宴席，算是重复生活中的小小变化，可人情上的负担也让她有些苦恼。“不去难为情呀，我儿子结婚他们都来了的呀。”李四妹轻轻拍打脸皮，笑着说。
跟种菜一样，做饭也是妻子们的事。在李金川的记忆中，他进入医院的时候，供病人家属使用的厨房已经就存在了。说是厨房，其实只是一个两侧通透的长条形房间，沿墙筑有一排灶台，灶眼上锅与锅几乎贴着。灶是土灶，只能烧柴，灶的对面就放着妻子们在周边山坡上捡来的木柴堆成的柴火架。除了两边的出入口，厨房里再没有别的气眼儿，更别说排气扇、抽油烟机这些了。
柴火一烧起来，灰烟就直冲人脸。有一位二期尘肺病人会在这个厨房做饭，尽管他的肺显然会比那些妻子们的肺更加不耐受这些烟尘。他和妻子同其他人刚好相反，妻子更加病重，他们住在杨家医院，是由他来照顾妻子。有些病人带来了电磁炉，就在病房或走廊上烹饪，避开了那些呛人的烟尘。
这位病人可能是杨家医院唯一用柴火做饭的。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李四妹“拥有”一口灶眼，还有一个捡来的铁桶，去掉外面塑料皮，掏一个放柴火的口子，就做成了一个土灶。同很多住在杨家医院的人一样，不到11点，她和丈夫涂关新就吃过午饭。只是涂关新近来食欲越来越差，一碗面条就只吃上两口。
午饭后，病人会聚在104病房外打扑克。因为看不懂，即便就在门口，李四妹也很少围观。
孙舍荣则是牌桌上的常客。病人们带着一个小药瓶，或者小塑料袋，里面装的都是1角钱的硬币。四人落座方桌，一局下来，手中剩余牌最多的，就给牌全部出完的1角钱。“就打1毛钱，打着玩。”孙舍荣说。牌局会吸引上五六个病人或家属围观，有时医生也在旁边看着。“他是‘常胜将军’哦，‘老奸巨猾’的。”一位医生同孙舍荣开起了玩笑。
有时孙舍荣会去到他病房前闲置房屋中的另一场牌局，“赌资”还是小药瓶中的1角钱，牌客则主要是病人的家属们。
连续三天小雨，屋顶上一片建材脱落，砸在104病房旁的楼道上。打牌的人扭头看了一眼，继续出牌。
留在过去的尘肺病人
牌局在下午3点左右结束，妻子们开始准备晚饭，孙舍荣回到508病房外的木椅上，静静坐着。4点多吃过晚饭后，他把剩饭倒在窗台下，留给在山林和屋顶游荡的野猫。李四妹拎着暖壶经过，问他需不需要帮忙把暖壶带到食堂去。
孙舍荣的病房除了氧气罐，还有很多生活用品。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刚住进杨家医院那些年，孙舍荣还能到医院周边走走。现在医院后门通往镇上的那个大概30度的斜坡，对于身体逐渐衰老、病情逐渐发展的他来说，越来越像是一道缓慢关闭的铁门，限住了他的活动空间。
情况好点的二层病房的病人还能从后门那条路走到镇上去买点儿菜，他们偶尔会习惯性地称之为“去公司”。
镇上的农贸市场原是东风萤石公司的电影院，高顶红砖大堂内外摆满了上百个摊位。电影院东北面的公司泳池，被部分拆除，用作了垃圾场。西北面小山丘上的办公大楼，交给了镇政府使用。
东风萤石公司曾经的电影院变成了临时农贸市场。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电影院、邮局、商贸中心……一个小县城有的东西公司都有。以前能到东萤上班，还是能够炫耀一下的事情。”陈惠英说。在1994年她成为护士时，没想到变化会来得这么快。
在她和丈夫结婚之前，她的公公便因尘肺病去世。丈夫顶了公公的班，也来到东风萤石公司的矿上。他们这一批的矿工，倒是没听说谁查出了尘肺病。但他们也面临着新的时代变故。随着资源逐渐枯竭，占据武义县纳税排行榜榜首长达十年的东风萤石公司，日渐衰退。
上世纪90年代末，陈惠英和丈夫相继离开了公司。等她2008年再回到杨家医院时，医院已经因东风萤石公司2000年的破产，转制成了民营医院。
有几位她刚来时就住在医院的病人，至今还在；而原来两百来号医生和护士，现在就只剩5名护士每天轮值，医生除了每天值班的一人，其他就只在每周一、三、五过来。
病人们对这种变化更有切身的体会。在矿上工作一度让他们觉得很骄傲。“我们这个矿，以前对国家贡献大啊，‘上天下地’，离不开这个萤石。”王祖贻说。
工作三年多就“下放”回家的孙舍荣，在查出尘肺病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和当时矿工差不多水平的工资；王祖贻从公司离开后，工资按90%发放，拿到手的55元跟镇长工资都差不多，“我走在镇上，别人见了我就说‘工资大王来了，工资大王来了’。”而现在三四千的退休工资，在他们看来则是比较低了。
公司破产前，尘肺病人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公司的劳保承担，看其他的病也不用花钱。失去公司的依托，他们被“托管”给了社保，肺部相关疾病的治疗还可以全部报销，但别的疾病就是按照政策缴付相应的比例。“原来看病也不要钱，现在拿药还要自己出钱。”稍大一点的疾病，也只能转院到武义、金华去治疗。
另一个让他们心意难平的是家属的陪护费。“6块钱一夜啊”，一说起来，病人和家属们总要认真做一番计算，“大月就要186块，小月要180块。”电费则也要他们自己承担相当一部分。
说着说着，原因就会被归结在医院和管理层身上：“没办法的啦，私人承包了啦。”
院长傅江华觉得有些无奈，在他看来，病人和家属们的观念还留在那个年代，“陪护费在还是职工医院的时候也有，那时候是1块5，后来涨到了3块，国家给尘肺病人发放补贴之后，才涨到了6块。”
渐渐“死去”的杨家医院
留在那个年代的又何止是病人。傅江华1983年中专毕业分配到杨家医院时，除了放射科所在的小楼，一切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办公室里的柜子涂着“1985年5月置”的油漆字样，傅江华在食堂吃饭用的铁碗上还印着“东风萤石职工医院”。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放射科楼大门紧锁，每周只有几天开放。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副院长李金川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东风萤石公司和浙江其他矿企为了研究尘肺病，出资在杨家医院建设了新的放射科。医院从日本购进了最先进的X光机，那时武义县的人民医院还没有这样好的设备，想来杨家医院拍片的外人，还得找关系走后门。周边农村村民也都来杨家医院看病，急诊、抢救，一些简单的手术也可以直接在杨家医院进行，阑尾炎、疝气、气胸都不在话下，甚至还很早地试验过“洗肺”手术。
东风萤石公司破产后，杨家医院为照顾属于工伤的尘肺病人而保留，手术楼、隔离病房、门诊部逐渐因各种原因一个一个关闭，只剩下住院部和放射科，靠着几十名尘肺病人的社保勉力支撑。“最早有五十多人的时候还能收支平衡，现在三十几个人，什么时候资产亏完了，就结束了。”傅江华说。每年约1000人的入职体检是傅江华口中的“副业”收入，每个人的收费也只有一百多元。
放射科的医生要向其他医院去“借”，杨家医院有职工能操作机器，但没有资质诊断。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X光机还要使用数字牌人工排印日期和编号，常年和病人身体摩擦，在机器上留下了肺状的痕迹。
厕所还是旱厕，离住院楼大概二十米；澡堂因为锅炉成本太高而关闭，夏天时，病人们只能就着住院部仅有的4个水龙头用冷水擦擦身子。陪护的妻子们则没有什么办法。家里近的病人和家属或者能隔三差五回家洗澡，稍微远一点的就得等每个月请假的机会。这些也被病人和家属们抱怨。傅江华解释，当年医院资产交给了县政府，以他为首的几名高层出资承包下来，只算作“租赁”使用，也没有权力进行厕所或病房的改造。
有的病人不快：“医院不像医院，农村不像农村。”也有病人和医生一起调侃：“这个医院是特色医院，独一无二，中国再找不出第二家。”
每年，东风萤石公司的尘肺病人都会在杨家医院免费做一次体检，到今年，就只有140多人能来参加体检了。李金川把所有的病历资料都一件件保存在病案室里。病案室里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下了从1964年到2018年在杨家医院去世的746位病人的姓名和死因。108病房也曾有一位病人，一个个记下了因尘肺病去世的215位工友，直到2015年自己成为第216位，而后在一片杂乱的病房中，笔记本不知所踪。
副院长李金川会在这个笔记本上记下在医院去世的病人和死因，后方的铁架上摆满了“死亡病历”。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住在这个每间病房都不知有多少人咽气的医院中，这些七八十岁的病人和家属不觉得有什么忌讳，“人总要死啦，不稀奇。”
“过一天算一天啦。”有人说。“希望老天能让我再多活几天。”也有人这么说。当死亡接近时，有些后辈急着把病人送到其他医院抢救，有些后辈觉得此时此地也可以作为终点了。医生和护士说不清楚，现在去世的病人，还是因为尘肺病吗，又或只是衰老到了时候？被尘肺病折磨这么多年，离去或许也是解脱。
接近晚上7点，唯一有保姆照顾的501病房传来炒菜的声响。有子女添置电视的病房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剩下一半病房在新闻、戏曲和电视剧交织的背景乐中开始入眠，107病房外的日历将被撕下一页，又一天过去了。
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