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有两类完全不同的写作。一种是日神精神的文体，理性明晰，世界被压缩成无比明确又单纯的形态，有一种整体概括、高度凝炼的能力。另一种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文体，充溢着绚烂的色彩，被这种文体袭卷的读者们，无法看清楚其中的每一件事物，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让缤纷的文字眩惑自己的眼睛，带着一点微醺的陶醉，如一道流水脉脉地流，水上仿佛洒着花瓣一样，有各种鲜艳的色彩一路华丽地前行，没有理智的牵绊，只有森罗万象，奔涌绵延不断。
日神精神的文体和酒神精神的文体，都是历史和未来时代不可或缺的，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规范和对于个体性情的舒展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一个人，要冷静客观时严谨论理，要爱恨交加时奔放述情，这才是兼具理性和情绪的完整的人。日神阿波罗据说要取代宙斯成为众神之王，因为被预言要成为王者，阿波罗身上便不得不带有静穆庄严、雄伟如山的气质，而迷醉之中的酒神形象似乎更加真实，他更接近于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对欲望的追逐和释放，对压抑情感的倾吐，对个体精神竭尽全力的言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之为人的最大特征表达出来。日神阿波罗讲求实事求是、理性和秩序，酒神狄俄尼索斯与狂热、过度和不稳定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气质的巧妙平衡，使希腊人和希腊文明格外与众不同。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的成名作《悲剧的诞生》，以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来概括希腊悲剧中隐藏着的两个原则，这两个不同精神原则的对立导致了古希腊悲剧的张力；同时，它们也是希腊精神的根本，是希腊人的两种“本能”。尼采认为，这两种本能的相互对立与共生并存，促使希腊人创造出了灿烂辉惶的文化成就。而当这种精神丧失以后，希腊人的创造力也随之丧失殆尽。
中国的日神精神应该是儒家哲学，酒神精神则以道家哲学为源头。我记得在中国宋代科举的考试里，对一个知识分子的考试，要从策论考到诗词，所以他们必须同时兼具不体文体的写作能力。策论是非常理性的，讨论政治、司法，要非常理性、逻辑严密。诗词则完全相反，它可能是感性的、情感缠绵的。因此，许多宋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时兼具政治家、军事家和文人等数重角色，从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到苏东坡，莫不如是。
日神代表着文明，理智和秩序的世界，而酒神则是原始的生命力，精力旺盛的非理性的世界。在纲常伦理的礼教中国，如庄周那样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的人，并不多见。所以，儒家气质的杜甫，在他的《饮中八仙歌》中，才会以那么膜拜的语气刻画了一代酒神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因此，酒神精神的李白所为，是日神精神的杜甫所不能为之。李白在激情的激烈进发中，忘却了现实，忘却了自我，融入那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永恒意志之中，这时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自己也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了一件艺术品——其创造者是宇宙本体，他在这美的迷狂中，体验到一种酣醉迷离的战栗。千古文人，又有几人能到达庄周、李白、竹林七贤这样一种健壮旺盛的酒神精神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有偶尔借一杯酒来浇胸中之块垒，以酒壮胆，放浪形骸，才能越名教而任自然，解脱种种现实束缚，无拘无束，喷薄而发，天地之间逍遥游进入到艺术的自由状态。
生命力旺盛的、毫不压抑的中国人，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千年历史中还是有的，他们充满了活力，完全释放了天性，行为靠生命的本能冲动去驱动，他们没有经过阉割治理，个个都跟生下来没挨过欺负一样，其实是健康到枪林弹雨都杀不死。他们是那么享受人生，尽情领略生活的多姿多彩，甚至把痛苦也当作欢乐来享受，绝不向悲观主义屈服，而要用生命本身去击败它。在中国社会中，洋溢酒神精神的女子是什么样的？“她想出发，拔腿就走；她想喝酒，坐下就喝；她想唱歌，张嘴就唱”，汉族姑娘中这种类型极少，多要在少数民族的姑娘身上，你才能看到这种嚣张式的鲜艳，她们的状态那么自在，行为举止可说是肆无忌惮，如野生花草一样洋溢着勃勃生机。这些酒神的健壮儿女，挺胸抬头的走在别人的目光里，那么坦荡，不驯，恣肆，寒流来了所有人都感冒他们还依然茁壮，垂死前还依然玩着玩具的那种。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酒神精神的文体，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浓烈鲜艳，排山倒海，呈现出不一样的冲击美感，是耀眼的、热烈的，如潮般的动荡与飘摇。典型的酒神精神的文体，如杜拉斯，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如莫言，讲故事的方法是错乱的，癫狂的，即使整个基调是悲伤的，但又是热闹的，将他们的小说拍成影视的话，需要明亮大胆的镜头，饱和度高的影调，眼花缭乱的剪辑，喷薄而发的对白方式，让整部电影都呈现出一种疯疯癫癫的气质，才符合贯穿其中的那种奔放甚至狂暴的酒神精神，让人沈醉于一场酩酊里。